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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视野下的村城共生:设计+如何让上围老村复活

2018年01月03日 11:02   来源:南方日报   

  策展团队设计的“垂直农场”,包围着公厕、垃圾站等设施,成为老村新景观。

    策展团队设计的“垂直农场”,包围着公厕、垃圾站等设施,成为老村新景观。

  艺术家的进驻,让处于废弃边缘的上围老村重获新生。

    艺术家的进驻,让处于废弃边缘的上围老村重获新生。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忙碌的一天即将步入最安谧的时刻。小广场上,新修的喷泉开始喷出半人高的水柱。柔和的路灯光洒在水幕上,营造出梦幻般的感觉,逗引得三两孩童喳喳笑着欢快地奔过来。

  100米外,一座钢结构的“垂直农场”吸引几名路人的目光。层层叠叠的钢架上,摆满了绿色植物。再仔细一看,包裹在钢架正中的却是一座公厕和垃圾站!

  绕过农场,一座装饰一新的客家老宅挂着“民智学堂”的招牌。这里以后将是驻村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及本地村民、租客的学习交流之所。

  这里是上围村,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客家老村,也是目前深圳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为数不多的老村之一。

  从喷泉到农场再到学堂,正在上围落地的改变让新老居民倍觉新奇。当他们用好奇的目光反复打量,用惊讶的口吻互相探询时,黄伟文神情淡定地看着这一切。人们的关注、探询与思考,这些正是他想要的。

  2017年12月21日,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下称“双年展”)上围艺术+实践分展场隆重开幕。由“未来+城乡营造学院”策展团队负责人黄伟文牵头策划的“垂直农场”“民智学堂”等一系列项目合盘登场,惊艳了所有人。

  本届双年展以“城市共生”为主题,首次将“城中村”作为展场,旨在呼唤多元化、包容、有活力的城市生态系统。而黄伟文主导的上围分会场,则将主题延伸为“村—城突围”。

  深圳发展史是一部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进化史,深圳奇迹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村”与“城”之间包容共生的历史。“城”能否包容“村”?“村”如何融入“城”?村、城如何和谐共生、共叙发展?黄伟文期望,在上围老村,一系列策展项目能够为“城市共生”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考。

  ●文/图:吴永奎 李飞

  1 村城融合

  如何演绎和谐“夫妻”关系?

  上围分会场“村—城突围”主题的确立,寄寓着黄伟文对于城市共生、村城关系的深刻理解。

  据了解,2005年深圳举办首届双年展时,便组织了城中村单元,之后对城中村研究不断深入,多角度探讨城中村在城市与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作用等。

  本届双年展,则首次将“城中村”作为展场,结合城中村的特殊空间类型,以日常生活熟悉的主题为切入点,对城中村进行深入探索和反思,为公众呈现一个既充满未来想象又直面生活现实的展览现场。

  “不再把城中村视作需要改造的对象,而是把城中村作为探求新的城市成长模式的出发点”,一位策展人士如是评说。

  黄伟文理解的城市共生,是文化、社会、空间多层面的共生。正如深圳是“自上而下”理性规划与“自下而上”自发生长的共生,城中村是城市与村庄、历史与现实、混乱与秩序、创造力与流动性的异质合体共生。

  然而,“深圳并不认为自己还有乡村,但乡村形态实际还存在着,并且二者处于紧张的关系中,比如一开始,原村民的出租屋吃掉了老房子,然后,城市更新又要推到整座老村,变成千篇一律的各类综合体,这是老村面临的新问题”,他说。

  在对话2007第二届双年展总策展人、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清运(后者当年为双年展确定的主题即为“城市再生”)时,黄伟文提出的两大问题分别是:当下中国城市、乡村的最大困境分别是什么?如何描述中国乡村—城市的关系?

  马清运诙谐地回答:“城市和乡村是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像是一家子,现在却是一对分居的夫妇,虽然已不和谐,但也得传宗接代。”

  发展遇阻的城中村(老村),只有先行突破城市化催生的各种“围困”,方能探讨共生,这显然是黄伟文策展团队的出发点。而上围,这座百年客家老村,则为黄伟文团队提供了向外界演绎“村—城共生”的样本。

  上围老村位于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河源头,三面围山,状如盆地,山泉水汇聚成小溪穿村而过,绿道绕村而行。老村碉楼屹立,客家老屋错落,与原村民新盖的钢筋水泥高楼比邻而居。多年来,上围老村原住民纷纷外迁,另建新楼居住,旧宅多年闲置甚至废弃、坍塌。

  在黄伟文策展团队介入之前,上围老村正在一群艺术家的手中重获新生。一栋栋老宅经过艺术化的改造,焕然一新,“艺术村落”形貌初具。观湖街道办努力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推动上围艺术村落的环境提升。

  2 老村“新课题”

  更新才是进步吗?

  在策展团队眼中,上围老村的过去与当下,昭示的是深圳,更是中国乡村—城市栖居共生的众多课题。

  历史活化——策展团队发现,上围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四百年前,村中遗存的古建筑——樟坑径教堂,居然牵连着一段瑞士巴色差会在深圳及广东其它客家地区传教办学的百年历史(1846—1949)。

  “在深圳快速城市化宏大叙事的语境中,这样的古村及其历史正面临消亡的威胁”,黄伟文惋惜地说。

  被封存的历史与记忆,如何作为一种遗产资源,转变为当下和未来公共生活的价值载体?简单地说,就是如何证明历史与记忆具有哪些实际的效用?这是策展团队需要突破的历史活化的命题。

  生态困扰——在发掘历史的过程中,古人相土尝水、建造吉宅、诗意栖居的追求令策展团队惊叹。对比当下,村内垃圾堆积、房屋破败、水源断流、排污堵塞,生态环境堪忧,令人唏嘘。

  发展难题——曾经的山清水秀、田舍井然、老少怡然自乐的画卷,只遗留在老村民的记忆里。如今,被工业厂房包围的上围老村,固然在驻村艺术家群体的带动下,再度踏上新的活化之旅,但“现在回头看,是否有更好的制度安排,让中国农民在必然的城市化道路中走得从容、有法规保障和该有的获得感呢?”

  更新疑问——即使深圳30多年来陆续建成的村民新楼房,也面临着城市更新推倒重来的趋势,用目前通行的商业楼盘模式来取代传统村落和近40年形成的“村—城”关系。城市再无农民、围村与城中村,就更进步了吗?这是策展团队在上围的土地上发出的疑问,也是众多城中村、老村之问。

  策展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居于中心城区的居民化解压力的方式,往往是每逢节假日就纷纷冲出城区,结果又被堵在高速公路上,陷入找不回的乡愁中。黄伟文看来,乡愁即是城愁,是“村—城”之间关系的相互投射。

  3 “活化”之路

  “先村后城 栖居共生”

  面对诸多发展命题,上围老村“活化”之路何在?“城市共生”如何演绎?

  “未来+城乡营造学院”策展团队正展开以社区营造为核心的多方面的探索。这些营造实践,涉及环境、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创意等多方面议题,目的是探索在剧烈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城”互动融合之道。

  这其中,观念的变迁排在首位。策展团队认为,在传统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的表述中,暗含着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城市优先于乡村,乡村存在于城中,并且是一种突兀、异质的景观,是需要被更新或需要被专门抢救的非正常状态。

  为了阐释城市共生的理念,策展团队特意使用了“村—城”(Rural-Urban(ism))”的表述,而非传统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黄伟文认为,村—城的表述,直观地表达了乡村与城市的栖居共生与良性互动关系,比如,深圳的城中村与老村对深圳城市发展过程起到了支持、补充与服务作用。这种栖居共生关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张力的文化生态,它比仅仅是通过规划而建成的城市更具有开放与活力的特质。

  “先村后城、自然产生的栖居共生关系”,这是黄伟文们期望借助上围展场传递的一种新的城市观念。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杜鹃的看法基本相近。作为深港双年展资深策展人,她也认为,上围老村展场的实践首先要实现的是思维的变革。

  深港双年展中城中村单元的设计,与杜鹃有莫大的关系。在策划首届双年展的2005年,主策展人杜鹃在北京与深圳之间不停往返,而彼时,城中村并非热门。

  某一个夜晚,杜鹃偶然闯入了深圳这座国际都市的某座城中村,所见所闻备受震撼。震撼之余,她也倍感困惑,“几个月里,我不停地来到深圳讨论如何策展,但是没有一个建筑师和我谈论城中村,没有一名官员和我提起城中村,大家都在回避这个。”

  杜鹃一直认为,做双年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启发一下想法、讨论甚至是争执,尤其是大家平日不愿意谈论的话题。

  城中村这样一个令众人回避的存在,就在杜鹃的极力主张下,成为了双年展的一个单元,并保留至今。

  杜鹃觉得,通过上围展场,要传递或者启发的正是这样的想法:“城市与村并非对立的,没有村,城市快速发展不可能。没有城市的规划,村的场域也不会如此繁荣。对我来说 ,城中村内外都是深圳。这是同一个城市,不可分割。我觉得,谈论城中村的时候不能将其当做孤岛,而谈论城市规划时,更不能避开城中村。这就是思维的破局。”

   4 “未来+”改造

  以设计思维呈现共生之道

  在观念变革的前提下,“未来+城乡营造学院”策展团队提供的是一整套颇具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共生”方案。

  就从“垂直农场”说起。这一片绿意盎然、状如围墙的钢结构设施,还有另一个正式的名称“肥田计划”。这是改善上围环境品质“生态计划”项目之一。通过堆肥马桶的选用与鱼菜共生垂直农业装置的设计,“肥田”将位于老村村口显眼位置的垃圾站、公厕、变电站等大众必需却不乐见的设施,改造成废物循环利用、减少环境压力的绿色社区新农业景观。

  “我们不是偏向艺术,是策划、设计、建造、运营,是对设计的拓展,‘未来+’就是用设计思维、创意思维解决问题的教育、实践、研究合一的新型机构”,黄伟文这么解释“未来+城乡营造学院”的工作方式,“如果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就会整合资源,垂直农场就有水专业、农业专家和政府的支持”。

  在前期调研中,策展团队发现,村民对村里已消失的事物,如老教堂、生产小队粮仓以及田园风光的村道异常怀念,于是设法将这些历史记忆转化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建设的触媒。在老村中心广场一侧的村集体新楼侧墙上,绘有粮仓记忆复原图像,名为“粮仓再现”。

  “不管最后命运如何,古村首先需要的是被记录、研究和呈现,在历史、地理、文化、建筑等各方面,对抗遗忘”,黄伟文说。

  在策展项目中,杜鹃“领衔”的是由客家老宅改造而来的“民智学堂”。多年来,杜鹃一直期望在城中村建设一个小型学习机构,为打工一族提供自学或接受辅导的空间。这一次,上围老宅的改造帮助她实现了夙愿。“对于低收入人群,对于文明遗迹的态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杜鹃这么认为。

  在展览环节,杜鹃带领参观者游览焕然一新的老宅,边走边讲解客家老宅的建筑特色、老宅背后的百年历史人文故事等,乐在其中。“我期望以更大的视角谈论城市与城中村,在这儿,我们可以往前往后各看五百年”,她说。

  最终呈现的“民智学堂”将开设公众参与课程,以建立村民、驻村艺术家、租户以及外来师生互助互学社区教育平台。

  “双年展不是简单地给大家看展品,我们是将展览作为一个平台、媒介,推动城中村的环境变迁,变迁本身就是展览的重要部分”,黄伟文这么解释。

  这也是观湖街道办党工委委员叶晖的想法。作为上围艺术村的主要缔造者,叶晖期望将上围老村打造成为集艺术化改造、环境治理于一体的生态绿色文化基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她对上围老村最大的期待。

  12月21日,对外揭开盖头的上围分会场引发了轰动,这让各方参与者都倍感欣喜。黄伟文这么总结,“深圳的未来,在于城中村和城市的关系。上围的实践,让外界看到保存村落的古朴、历史感是可以做到的。由此,我们可以推动政策的改变,为村城共生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手记

  上围“突围”

  还需艺术家深度参与

  在上围探讨“共生”,是探讨包括本地村民与艺术家及其他租户、周边务工者在内的所有上围人的“共生”。这是策展团队的基本出发点。

  有别于其他客家老村,当前的上围,更多地彰显出艺术的气息。因为一群艺术家的进驻与老宅改造行动,上围老村从被废弃的边缘重新苏醒,并在艺术力量的浸润中焕然一新,由此奠定了上围的艺术基调。

  也因此,有驻村艺术家表示,在上围演绎城市共生,探索村城突围之路,艺术家与村民、村落的共生,应当是本次策展的关键性节点,所有的改造应基于上围艺术村的特点,以驻村艺术家为本以及有利于本土村民的参与互动。

  在策展思路中,如何破解“火了艺术村,走了艺术家”的魔咒也被列为重要内容。而对于策展团队的营造实践,艺术家们也毫无保留地予以点赞。比如“肥田计划”,艺术家们无不盛赞,垂直农场的设计与表现形式充满视觉冲击力。

  但客观而言,策展部分项目在挖掘上围现有资源,尤其是引入艺术家群体,探讨村城融合方面,还有待强化。也有旁观者直言,本次策展的立足点在于上围老村,而非上围艺术村,上围展场的实践昭示的是一条大多数老村通过“设计+”思维实现村城共生的路径。

  在深圳当下的老村群落中,或处于废弃边缘,或处于被保护状态,而唯有上围,在近两年中重获生机。也因此,在上围后续的村城共生探索中,艺术家群体的充分参与、本土村民的互动,应该得到更多的考虑。


(责任编辑:陈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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