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人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行业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比如，对于关键信息，公布早了或晚了，都可能造成秩序混乱；在经济领域，若不停产停项目，就有可能导致群体感染，但若停产停项目久了，又会让经济失血，弱小企业甚至会破产。
会展业牺牲小我，配合防疫
这个矛盾在会展行业特别明显，因为展会就是人群密集交往的活动。既然人与机器互动的制造行业都要停止，那些在有限空间里人与人摩肩擦踵的展览、会议等更是不能再进行了。春节前夕，湖北省商务部门就决定，5月之前的会展活动全部取消或延期。1月30日，上海市商务委也发出通知，暂停原计划2月份举办的各类会展活动。
和大部分服务行业项目一样，展会的举办需要有很长的准备周期，需要资金投入。现在突然停止，肯定给企业带来损失。会展业以大局为重，牺牲小我，换取抗击疫情的胜利，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这场疫情究竟给会展业造成多大的损失，当前如何应对，疫情之后如何发展，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会展人是一个很敏感的群体，关于会展企业受到的影响和对策，疫情爆发初始，就有了积极反应，一些协会组织线上讨论，讨论如何应对疫情影响；专家撰文，深度分析疫情飓风带来的会展嬗变，剖析会展业需审慎思考的若干问题……
发挥协会对行业的多方作用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关系的良性调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面对疫情的影响，专家们提出的对策，归纳起来，就是依靠创新思维，调整相互关系，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是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在这个调整过程中，行业协会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是协会对行业的引领作用。一般来说，会展行业很多是中小企业，疫情爆发时，很需要有个稳定的声音，让广大企业感知自己的存在，摆脱“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感觉。这个时候，由广大企业汇聚而成的协会，完全能发挥全行业的“稳舱石”作用。比如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有自己的党组织，能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做好特殊时期的思想引领、情绪引领工作。刚进入春节假期，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就发出致会员倡议书，呼吁会员们全力配合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其次是承担政企桥梁作用。疫情爆发后，政府需要了解企业的情况，企业也迫切希望与政府对话。从操作层面看，政府部门和众多企业一对一沟通，是不现实的。这时候，协会就能够承担沟通桥梁的职责。此次疫情中，各地行业协会配合政府，向会员发放了受疫企业情况调查表，即说明这一点。
第三，也许更重要的，在此次疫情中更说明问题的，是协会在各方利益协调中的平台作用。所谓协调，说到底就是损失的分摊比例。比如企业要求政府给予减税优惠，降低社会保障金缴纳数，但这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比如展会项目暂停或取消，是不是“不可抗拒”因素，场馆租金能不能退、免？这就涉及到主承办企业和场馆方的损失分摊；比如企业停工，员工的工资能不能减少？非法定假日，员工都在家里不能上班，如上班去是不是工资加倍？这些是企业与员工的利益调整。也是涉及到真金白银的调整，不是简单地由专家“展会停止，场馆应退还租金”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的，需要大家坐下来，以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的态度，来协商解决。
这时候，协会能发挥公共平台的作用。比如政府在作出某项决策，调整某个政策时，最好能与行业协会磋商，这不是增加流程，而是提供了损失缓冲层（会展项目骤然停止，之前的物流、布展准备都徒劳了）；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在涉及经济利益的讨论中，也最好有个“老娘舅”来主持。
疫情过后，需要协会作用的再思考
汉字“会”，是人群聚集的意思，所谓会社、会党，就是很多人聚集成“社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共管理的需要。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有一个共同目标，一般来说，管理者代表了这个共同目标。但是社会又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管理者直接管理无数个体，非常困难。于是，逐步出现了“会”这样一种管理中介。
比如工人组成了工会，农民组成了农会，工商界人士组成了商会、同业公会，知识分子组成了学会、研究会，身在他乡的人组成了同乡会，等等。
行业协会，是某个行业的企业法人团体组成的社会中介组织。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越来越不能直接管理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个道理已经讲了很多年，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证明了行业协会的作用。但是，理论上的“中介作用”不等于现实作用。本次疫情过后，需要思考行业协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至少有三类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行业协会如何完善自己的治理结构，提高工作效率？比如要有稳定、成熟的秘书处班子，要有与协会地位、角色相符合的职能项目（如培训、认证、论坛），要有强有力的协会领导，等等。
第二、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政府部门处在强势地位，但协会不是下级，相互之间的联系、沟通如何机制化？
第三、各地协会的工作内容、影响力不尽相同，有的省市不止一个协会，协会本身的工作如何规范？全国范围的会展行业协会何时能建立？
放眼看，本次疫情不仅暴露了行业管理的不足，更暴露了社会治理很多方面的不足。而这些不足，不仅源于官员的素质，更是治理结构的不完善，致使危机时刻，高素质、想做事的官员也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因此，本次疫情是落实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的难得契机。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契机，调整和改革某些结构、方向、模式、理念，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叶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