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蔓延仍在持续，由此引发的海外贸易纠纷日渐增多。着眼于及时为外贸企业纾困，专家建议进一步扩大外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调解与诉讼、仲裁结合，多条腿走路。
疫情之下外贸纠纷在所难免
疫情冲击下，传统跨国贸易秩序被打乱，延期甚至无法交付正在成为常态。在国内，一些原本寄希望于全球疫情好转、外贸形势改善的企业也不得不面对这一局面。
位于东部沿海的一家熔喷无纺布生产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疫情初期国内熔喷无纺布需求量大增，原有的海外订单不得不暂停，在初期也得到了国外客户的理解。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多家国外客户要求恢复供货，索赔事宜也提上了日程。
一家跨境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司不久前也惹上了麻烦，因为疫情无法根据合同约定按期向境外客户交付货物，涉及货物金额约14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合同条款，如供货商不能按时或按量供应货物，每日需缴付罚金最高达70万元，并且超期一个月后采购方有权单方面取消合同，供应商必须退还所有已付款项。所幸在当地贸促部门出具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证明后，得到了客户理解，同意在疫情好转后延期交付。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国际商事合同纠纷，向世界各国仲裁机构，包括中国仲裁机构，请求仲裁解决。”深圳国际仲裁院院长刘晓春预测。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外需下降，一些外贸企业可能面临订单推迟、取消、减少等情况。与此同时，部分原料、零部件等较为依赖海外供应的行业受影响较为明显，生产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也在上升。
五类纠纷或呈现上升趋势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专业人士分析认为，受价格变动、航运受限、检验检疫、贸易禁令等因素影响，外贸纠纷将大概率集中于五个方面。
——价格出现大幅涨跌导致拒绝履行合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张昕说，受疫情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涨跌，如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一度达到7年间最高水平，原油价格下跌超过2/3。
张昕表示，部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可能以此为由不再履行合同，然而有的国家法院拒绝接受价格大幅涨跌免责。
——因停产停工、物流受阻等导致交付延迟。货物实际交付大大晚于合同约定时间，这已经引发大量外贸纠纷;由物流受阻产生的堆放、储存费用等，也成为纠纷风险点。
——因货物瑕疵产生不当履行合同纠纷。货物在制造、运输、仓储、销售过程中，受疫情及防控工作影响，出现保存不当、腐烂变质等问题，容易引发纠纷。
——因资金链断裂等无支付能力产生纠纷。由于资金链断裂，国际贸易实务中可能出现买方以自己没有支付能力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的情形。
——中小外贸企业欠缺证据保存意识引发风险。“在商场中，‘法律战’非常关键。”张昕指出，我国有不少中小型外贸企业没有经过证据保存的专业培训，对相关法律不了解，或为纠纷发生后的举证埋下隐患。
多条腿走路防患于未然
部分法律界人士称，从近期接触的案例看，国内一些外贸企业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依旧欠缺，容易在外贸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我国涉外商事审判水平近年来得到显著提升，但能否适应疫情背景下的外贸纠纷形势有待考验。
在实践中，疫情不可抗力证明不是万能的。专家认为，该证明本身不会直接认定企业遇到不可抗力情形，而是证明发生了延迟复工、交通管制、劳务人员派出受限等客观事实，是企业通知合同相对方发生了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受阻并希望合同免责的证据之一。企业可以据此向合同相对方主张部分或全部免除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和迟延履行合同的责任，但最终能否免责，需要依据合同具体适用的法律，结合合同具体条款和客观情形。
为更好地保障外贸企业利益，业内人士建议，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内法院对外贸基础条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与研究。
该公约是国际贸易法中的核心条约，几乎调整着世界2/3以上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张昕表示，适用各国法律有不小的应用成本，中小外贸企业通常难以承受。而该公约有适用范围广阔、内容总体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充分适应国际商事特性、使用成本低廉等特征，在实际操作中运用公约可以节省大量成本，有效避免因不了解别国法律而造成被动。
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扩大外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流程纾解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困难。
专家建议，可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行政主管机关、仲裁机构的作用，分担纠纷化解工作，多渠道降低纠纷风险，使当事人权益得到保护。中国贸仲委前秘书长于健龙认为，调解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即使案件到了仲裁或诉讼这一阶段，也最好把诉讼和调解、仲裁和调解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应加强典型案例积累，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判例，这对提升国际话语权、消解国际政治干扰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也将有所帮助。
重中之重是提高中小外贸企业风险应对能力。通过司法、商务等部门，积极组织网络培训，对公约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进行前期辅导。尤其是对证据保留、风险防范、别国情况等进行专项辅导，用好出口信用保险，保障企业利益。（记者 毛振华 白佳丽）
（责任编辑：王俊杰）
